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2010年11月19日 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规划与监督管理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第三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四节　农村和农业水污染防治

　　第五节　水污染事故处置

　　第四章　饮用水水源与地下水保护

　　第五章　生态环境用水保障与污水再生利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本市水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推进污水再生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以及与水污染防治相关的水资源管理和再生水利用等相关活动。

　　第三条　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本市水污染防治坚持城乡统筹，实行流域管理，严格保护饮用水水源；坚持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结合，推进污水资源化，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坚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削减污染物的同时补充生态环境用水，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恢复和保护水体生态功能。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建立与水环境保护工作相适应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机制，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提高水环境质量。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所在区、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开展本辖区内有关的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保护和再生水利用进行管理，负责污水处理和河道综合整治等方面工作。

　　发展和改革、规划、农业、市政市容、国土资源、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工商、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有关水污染防治工作。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聘请监督员，协助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条　本市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水环境保护目标制定考核评价指标，将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定期公示考核结果。

　　第七条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本市水环境质量目标及经济、技术条件，制定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控制水污染物排放，定期对标准进行评估并适时修订。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针对本行政区域内水环境的特点和水污染防治的需求，采取措施，加强水污染物排放控制、再生水利用、水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提高水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普及相关科学知识，提高公民的水环境保护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水环境保护的渠道，并对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规划与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水行政、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和改革、水行政、农业、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中制定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依法报国务院备案。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专业规划，编制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蓟运河流域综合整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编制本市地下水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结合环境承载力和农产品保障的要求，编制农业水污染防治规划，确定畜禽、水产养殖及农业种植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等内容，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流域综合整治规划、地下水保护规划、农业水污染防治规划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水环境保护目标考核依据。

　　第十四条　本市对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水行政、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市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和水污染防治状况，制定全市及各流域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方案和削减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分解的总量控制指标及削减计划，制定年度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将总量控制指标和削减计划落实到排污单位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并报送市环境保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流域水环境质量的状况，增加流域实施总量控制的重点水污染物种类。

　　第十五条　本市逐步建立流域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机制。

　　对超额完成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对完成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削减计划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补偿和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对未完成区域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的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区、县行政区域内新增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发展和改革、规划等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对未完成流域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区、县未达标流域内新增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发展和改革、规划等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七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本市各流域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对其出水，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对其所排放的废水，应当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第十八条　本市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实行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和排污收费制度。

　　第十九条　直接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规范排污口，设立标志，并将排污口地理坐标等信息报告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在河流、湖泊、水库、渠道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二十条　本市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完善污染源、水环境质量、水量和水位监测网络，并逐步实现环境保护、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监测数据的共享。

　　第二十一条　本市实行水环境质量公报制度。

　　水环境质量信息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发布。

　　第二十二条　建设或者运行水环境监测设施需要相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便利条件的，相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破坏、损毁或者擅自改动水环境监测设施。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将排污单位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纳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对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水行政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受理对污染损害水环境行为举报的联系方式。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事项，应当及时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转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并告知举报人。对举报属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五条　在水环境质量达标之前，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市水资源特点和水环境容量状况，采取更加严格的水污染防治措施。

　　第二十六条　本市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

　　（二）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三）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四）在河流、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五）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排放、倾倒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六）在砂石坑、窑坑、滩地等低洼地排放污水，倾倒、存贮垃圾、粪便及其他污染物，或者以漫流方式排放、倾倒污水；

　　（七）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八）生产和销售含磷洗涤用品。

　　第二十七条　本市严格控制有毒污染物的排放。　

　　有毒污染物的名录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水污染物的毒性、持久性、对人体健康和生物影响的性质和程度等因素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高放射性和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废水的，应当符合有关放射性污染防治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九条　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单位的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产生的废液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进行安全处置，禁止排入排水管道或者直接排入水体。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废液处理的监督管理，为有关单位依法处理废液提供指导。

　　第二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条　本市鼓励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废水处理技术，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

　　第三十一条　本市按照国家有关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要求推动工业园区建设，通过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引导工业企业入驻工业园区。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业园区，应当配套建设废水集中处理设施。

　　工业园区未建设废水集中处理设施或者集中处理设施废水排放不达标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工业园区新增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发展和改革、规划等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市应当采取措施，对高污染、高耗水行业加以限制。禁止新建、扩建制浆、制革、电镀、印染、有色冶炼、氯碱、农药合成、炼焦等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项目。对现有排放含重金属废水的小型生产企业限期关停。

　　市经济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环境保护、水行政、发展和改革及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制定鼓励、限制、禁止的行业和产品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三十四条　向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排污口建设取样井，并为水行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受纳废水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提供取样、监测流量的便利条件。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有权对汇水范围内排污单位的排水进行取样检测，发现排水水质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当及时告知排污单位，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五条　城镇污水应当集中处理。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方式筹集资金，统筹安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污水管网，提高城镇污水的收集率和处理率。

　　第三十六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

　　城镇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应当用于污水管网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养护、运行、保护和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乡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取得的污水处理费不能满足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不足部分由区、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三十七条　向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排入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之前进行预处理，并达到规定的标准：

　　（一）含有毒污染物名录内污染物的污水；

　　（二）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含病原体的污水；

　　（三）含难以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废水。

　　第三十八条　本市应当加强雨水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采取措施，防止初期雨水造成污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垃圾等废弃物。

　　第三十九条　对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的处理处置，应当遵循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原则，实现污泥的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禁止采用倾倒、堆放、直接填埋的方式处置污泥。

　　第四十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方式筹集资金，统筹安排建设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将污泥处理处置规划纳入本市排水和再生水规划。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污泥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的技术标准体系和运营监管体系，规范污泥的处理处置及综合利用。

　　第四十一条　污水处理单位对所产生的污泥的贮存、运输、处理、处置全过程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并对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不得造成二次污染。污水处理单位将产生的污泥委托其他单位处置的，应当与被委托单位约定双方的污染防治责任。

　　第四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应当按照规划确定配套的污泥处理工艺或者措施。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不能达到污泥处理标准的，应当限期进行改造完善。

　　第四十三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通过资源综合利用方式，采用循环经济模式对污泥进行处置。

　　在农林、建材等生产领域利用经无害化处理的污泥的，享受国家和本市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优惠政策。

　　政府投资的沙荒地治理、园林绿化、土壤改良等项目实施政府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标准的污泥衍生产品。

　　第四节　农村和农业水污染防治

　　第四十四条　本市应当根据水资源承载力和水污染防治的要求，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布局，发挥农业的生态功能。

　　第四十五条　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未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村庄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优先采用生态、低能耗、资源化的污水处理技术；对在饮用水源保护区、河道两侧等重点区域的村庄，应当建设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并保证建设及运转资金。

　　第四十六条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及种植业水污染防治进行监督管理，对农业生产环境进行监测，加强农业水污染防治的业务指导。

　　第四十七条　本市鼓励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采取生态养殖方式。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本市农业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并配套建设集中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禁养区内已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项目，由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限期拆除。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应当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遗撒措施，防止畜禽养殖废水、粪污渗漏、溢流、散落对环境造成污染。

　　第四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鼓励、引导建设集中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引入市场化机制进行运营。

　　第四十九条　水产养殖的排水直接排入地表水体的，应当达到受纳水体水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第五十条　本市鼓励种植业通过推行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生物防治等措施，提高肥料使用效率，合理使用有机肥和化肥，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防止污染水环境。

　　第五节　水污染事故处置

　　第五十一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处置和事后恢复责任，对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进行赔偿。

　　第五十二条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建设事故状态下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储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生产、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其储存场所建立防渗漏围堰，在厂区修建消防废水、废液的收集装置，采取措施防止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过程中产生的可能严重污染水体的消防废水、废液排入水体。

　　第五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抄送有关部门。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及时对水污染事故可能影响的区域进行监测，督促造成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妥善处理事故造成的水体污染。

　　第五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公开水污染事故的预警信息和应对情况，将事故信息和应当注意的事项及时告知可能受到影响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章　饮用水水源与地下水保护

　　第五十五条　本市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跨区、县供水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划定，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水行政、国土资源、规划、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划定，由区、县人民政府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需要，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范围，确保饮用水安全。

　　第五十六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第五十七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建设项目未拆除或者关闭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达到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要求。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第五十八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准保护区内采取工程措施或者建造湿地、水源涵养林等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确保饮用水安全。

　　第五十九条　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装载有毒污染物的车辆驶入；

　　（二）从事网箱养殖；

　　（三）从事水上旅游、游泳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地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网箱养殖。

　　第六十条　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堆放和贮存易溶、含有毒污染物的废弃物；

　　（二）堆放垃圾、粪便及其他可能污染地下饮用水水源的固体废弃物；

　　（三）新建贮存液体化学原料、油类或者其他含有毒污染物物质的地下工程设施。

　　在地下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堆放和贮存易溶、含有毒污染物的废弃物。

　　第六十一条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停止或者减少排放水污染物等措施，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视情况采取停止取水等应急措施。

　　第六十二条　建设、使用垃圾填埋场或者贮存液体化学原料、油类等地下工程设施的单位，应当对地下工程采取防止渗漏的有效措施，并配套建设地下水监测井等水污染防治设施，定期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地下水水质监测报告，防止污染地下水。

　　第六十三条　多层地下水的含水层水质差异较大的，应当分层开采；对已受污染的潜水和承压水，不得混合开采。因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水质恶化，不宜继续开采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市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停止或者限制开采地下水。

　　第六十四条　从事地下热水资源开发利用或者使用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和指导。

　　第六十五条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的，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

　　进行地下勘探、采矿、工程降排水、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等可能干扰地下含水层的活动，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大口井、废弃机井的产权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封井措施和工艺，防止造成地下水污染。

　　第五章　生态环境用水保障与污水再生利用

　　第六十六条　本市坚持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污染防治相结合，实行用水总量控制，鼓励污水再生利用，逐步保障生态环境用水，实现用水量与水资源量的平衡，恢复地表、地下水体合理的水量、水位。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水资源利用规划或者进行水资源调配时，应当统筹考虑再生水与地表水、地下水的利用，在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生态环境、工业、农业用水。

　　第六十七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本市重点河段和重点湖泊最低生态环境用水量，在流域综合整治规划中提出具体生态用水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六十八条　本市生态环境用水应当优先使用雨水和再生水。严格限制使用地下水和自来水作为城市景观用水。

　　住宅小区、单位内部景观用水和市政杂用水具备使用雨水或者再生水条件的，应当使用雨水或者再生水，不得使用地下水和自来水。

　　各类工程施工降水的抽排水应当综合利用，优先用于施工现场及城市景观用水。

　　前三款所列各项用水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十九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水体生态修复纳入流域综合整治规划，通过采取生态保护措施，改善水体水质。

　　第七十条　跨河流调配水资源的，应当充分论证，统筹兼顾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的需要，防止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第七十一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组织编制排水和再生水规划，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划，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方式筹集资金，统筹安排建设公共再生水设施，逐步扩大再生水输配管网的覆盖范围。

　　第七十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发展工业再生水用户，鼓励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后循环使用，扩大农业再生水灌溉范围，推动再生水回补地下水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工程施工等用水应当使用再生水。

　　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可回收水量较大的，应当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

　　第七十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用水规模、水质要求和经济、技术条件等因素，确定本市重点行业的再生水使用指标，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重点行业的企业具备再生水利用条件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再生水用量纳入其用水指标；无正当理由未使用再生水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减相应的用水指标。

　　第七十四条　再生水用户应当根据不同用途，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再生水水质标准使用再生水。

　　再生水设施运营单位应当加强设施的维护管理，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对再生水水质负责。

　　第七十五条　本市开展再生水利用的风险研究，建立再生水利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七十七条　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二）未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违法采取行政措施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

　　（四）其他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计算。

　　排放水污染物进入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水质不符合排水管理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按照排水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排放水污染物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被责令限期治理的单位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治理计划，定期报告治理进度，并按照规定期限完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装载有毒污染物的车辆驶入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理。

　　在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组织水上旅游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活动的，以及在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的，由所在地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地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所在地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内堆放和贮存易溶、含有毒污染物的废弃物；

　　（二）在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堆放垃圾、粪便及其他可能污染地下饮用水水源的固体废弃物；

　　（三）在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建贮存液体化学原料、油类或者其他含有毒污染物物质的地下工程设施。

　　第八十一条　有关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不执行市人民政府采取的更加严格的水污染防治措施，造成水环境污染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可以责令其停产、停业。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限期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一）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

　　（二）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

　　（三）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五）在河流、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六）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排放、倾倒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七）在砂石坑、窑坑、滩地等低洼地排放污水，倾倒、存贮垃圾、粪便及其他污染物，或者以漫流方式排放、倾倒污水；

　　（八）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九）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高放射性和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十）未将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废液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进行安全处置。

　　有前款第（三）项、第（七）项、第（十）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行为之一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含磷洗涤用品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规定对排放的水污染物进行预处理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垃圾等废弃物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污染，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用倾倒、堆放、直接填埋的方式对污泥进行处置；

　　（二）未按照规划确定配套的污泥处理工艺、措施，或者污泥处置设施未正常运行。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畜禽养殖废水、粪污渗漏、溢流、散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企业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

　　（二）企业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事故状态下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储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

　　（三）水污染事故发生后，造成事故的单位和个人未及时采取有关应急措施，做好事故的事后处置和事后恢复工作。

　　第八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市或者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规定处以罚款，责令消除污染；不具备治理能力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地下水或者自来水作为城市景观水体补水的，由市或者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一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十二条　因水污染造成损害的，排污方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因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市和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确定污染源、污染范围及污染造成的损失等事故调查方面为当事人提供支持。

　　本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经济困难公民因水污染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是指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第九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2002年5月15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同时废止。

见义勇为的立法评价与思考


方向东


【摘 要】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和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