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41号
《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止外来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保护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及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风险分析工作。
第四条 开展风险分析应当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科学为依据；
（二） 遵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制定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准则和建议；
（三）透明、公开和非歧视性原则；
（四）对贸易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第五条 当有关国际标准确定的措施不能达到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水平时，国家质检总局根据科学的风险分析结果可采取高于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的科学措施。
第六条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风险分析启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第七条 风险分析完成后应当提交风险分析报告，重要的风险分析报告应当交由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委员会审议。
第二章 风险分析启动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国家质检总局可以启动风险分析：
（一） 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首次向我国提出输出某种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申请的；
（二）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向我国提出解除禁止进境物申请的；
（三）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国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物的；
（四）我国检验检疫机构从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上截获某种可能对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的有害生物；
（五）国外发生某种植物有害生物并可能对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
（六）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或者对有关植物检疫措施作重大调整；
（七）其他需要开展风险分析的情况。
第九条 首次向我国输出某种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或者向我国提出解除禁止进境物申请的国家或者地区，应当由其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开展风险分析的必要技术资料。
第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有关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提交申请的时间、提供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国外植物疫情的变化以及检验检疫管理等情况确定开展风险分析的先后顺序。
第十一条 国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物的，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
第十二条 出现本规定第八条第（四）、（五）、（六）项情形之一的，国家质检总局自行启动风险分析。
第十三条 在启动风险分析时，应当核查该产品是否已进行过类似的风险分析。如果已进行过风险分析，应当根据新的情况核实其有效性；经核实原风险分析仍然有效的，不再进行新的风险分析。
第三章 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采用定性、定量或者两者结合的方法开展风险评估。
第十五条 风险评估是确定有害生物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并评价其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以及有关潜在经济影响的过程。
第十六条 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有害生物的分类地位及在国内外的发生、分布、危害和控制情况；
（二）具有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三）具有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的可能性。
第十七条 评价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传入可能性评价应当考虑传播途径、运输或者储存期间存活可能性、现有管理措施下存活可能性、向适宜寄主转移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适宜寄主、传播媒介、环境适生性、栽培技术和控制措施等因素；
（二）扩散可能性评价应当考虑自然扩散、自然屏障、通过商品或者运输工具转移可能性、商品用途、传播媒介以及天敌等因素。
第十八条 评价潜在经济影响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有害生物的直接影响：对寄主植物损害的种类、数量和频率、产量损失、影响损失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传播和繁殖速度、控制措施、效果及成本、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
（二）有害生物的间接影响：对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影响、费用和投入需求的变化、质量变化、防治措施对环境的影响、根除或者封锁的可能性及成本、研究所需资源以及对社会等影响。
第十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风险分析工作需要，可以向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部门提出补充、确认或者澄清有关技术信息的要求，派出技术人员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检疫考察。必要时，双方检疫专家可以共同开展技术交流或者合作研究。
第四章 风险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与我国适当保护水平相一致的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措施应当合理、有效、可行。
风险管理是指评价和选择降低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风险的决策过程。
第二十一条 风险管理措施包括提出禁止进境的有害生物名单，规定在种植、收获、加工、储存、运输过程中应当达到的检疫要求，适当的除害处理，限制进境口岸与进境后使用地点，采取隔离检疫或者禁止进境等。
第二十二条 当境外发生重大疫情并可能传入我国时,或者在进境检疫截获重要有害生物时，根据初步的风险分析，国家质检总局可以直接采取紧急临时风险管理措施；并在随后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开展进一步的风险分析。
第二十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拟定风险管理措施应当征求有关部门、行业、企业、专家及WTO成员意见，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二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对风险管理措施予以发布，并通报WTO；必要时，通知相关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对进境植物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传带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术语解释
“禁止进境物”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中列明的和我国公告予以禁止进境的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他检疫物。
“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存在于供种植的植物中且危及其预期用途，并将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受到管制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17号
《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10日第5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郭金龙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以及事故发生后因抢险施救不当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办法。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事故调查处理按照事故等级分级负责。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授权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第四条参加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和单位应当派出人员参加事故调查处理，支持、配合事故调查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五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以及接到事故报告的单位负责人应当按照《条例》规定，向事故发生地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条 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在2小时内上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在2小时内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事故情况，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第七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或者引发次生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往医疗机构救治，并先行垫付医疗费用。
第八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全力配合事故调查组的工作。清理事故现场，应当征得事故调查组的同意。
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完成事故现场勘查、取证工作。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九条 事故调查按照下列规定分级负责：
(一)特别重大事故按照《条例》的规定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重大事故、较大事故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调查。
(三)一般事故中，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的，由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调查；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的，由事故发生单位或者其上级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调查，其中，建设施工事故由建设工程总包单位或者其确定的单位组织调查。
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直接组织调查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调查的一般事故。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十条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依法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担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的，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
第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二)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三)提出对事故直接责任单位、其他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四)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五)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第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与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调查组成员应当相对固定。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依照所在部门和单位的职责，依法提供相关的政策和技术支持，提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完成事故调查组指派的工作。
第十三条 参加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保障其派出人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和技术设备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事故调查组的日常工作，并为事故调查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四条 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调查的事故，应当有本单位安全生产、人力资源、技术等有关部门以及工会参加，调查工作应当在《条例》规定的时限内完成。
第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应当在事故调查组规定时限内，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行政许可及资质证明复印件；
(二)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职责证明；
(三)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相关管理制度；
(四)与事故相关的合同、伤亡人员身份证明及劳动关系证明；
(五)与事故相关的设备、工艺资料和安全操作规程；
(六)有关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七)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基本情况的说明；
(八)事故现场示意图；
(九)有关责任人员上一年年收入情况；
(十)与事故有关的其他材料。
前款第(一)项和第(九)项规定的材料内容，需要有关部门予以确认的，相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六条 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或者对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或者评估。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或者评估。技术鉴定和评估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参与技术鉴定和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与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十七条 事故调查组按照《条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报请批复。事故调查组成员对事故原因、责任认定、责任者处理建议等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事故调查组组长确定，并将不同意见的情况向本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
第十八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中应当客观公正、恪尽职守、遵守事故调查组的纪律。
事故调查组成员对外发布有关事故的信息，应当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由事故调查组组织发布。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十九条 有关机关应当认真落实人民政府的批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在事故处理工作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落实批复的情况通知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措施，严肃处理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在事故处理工作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落实人民政府批复的情况报告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调查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含本数)以上100万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的一般事故，应当在《条例》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在事故处理工作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事故发生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事故发生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对事故情况隐瞒不报、谎报、拖延不报和破坏事故现场，导致事故原因和责任无法查明的，认定为该单位的责任事故。
第二十三条 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罚的，罚款数额应当符合《安全生产法》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含本数)以上100万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的一般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处理责任人员，落实整改措施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未在规定时限内将落实人民政府的批复情况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中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落实人民政府批复的，由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其他事故，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按照本办法规定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近年来，随着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研究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人们已不再讨论人治与法治。对法的认识，也已经由“法制”转向了“法治”。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法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法治国家是相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依法治国所追求的目标。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成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即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国”应包括全国公民，并且首要的应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器。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争议颇多，但如果从法治观念层面对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相关性的阐述，可能会有些益处。
法治（the rule of law）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从秦王朝“法治”一页翻起，“春秋决狱”史不绝书，法律日益沦为经义之附庸，实用之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法”仍只是在暴力惩治的功能上被强调，只不过由帝王之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武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法治才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法律至上的信仰。
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也称为法治国（lagal state，law - based state，）。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2]显然这里的法律不是法治中的法，而是指来自人民的公意。下面，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二者的区别。
首先，从哲学伦理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性恶学说是法治和依法治国共同的哲学理论假设的话，那么人权哲学则是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所在。天赋人权理论是法治的逻辑基础，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制的价值观正体现在对自由、正义等基本人权的坚定信念中。而与天赋人权理论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利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主权者的立法权的产物和表现。
其次，从二者的起源形式上看。法理学认为，法治是自然法理学的一部分。法治的思想渊源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欧洲有着较发达的法。[3]而依法治国是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一支。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意志化法律思想是其最初的思想渊源，之后德国形成不同的依法治国理论，[4]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最初是在德国发展的。在德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形成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人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法律意志论，用法律来“正义”他们的意志，制定“著名”的“纽伦堡法”，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基本的人权，给历史，给世界留下惨痛的教训。
再次，从对法律的认识与要求来看。自然法理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人定法的指导和来源，与自然法理学相应的法治本身承认也要求人定法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制定的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依法治国则坚持实证法学的法律意志论，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法律被看作是所有人或政府服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亦即所谓的法律工具主义，但却否定法律本身的目的价值。依法治国好似康德的国家法律理论，从立论表面看似自然法，实是法律实证主义。[5]他们说统治者的权利可以变更法律，使自己高于法律之上。可见，依法治国只是徒具形式的“伪法治”。
最后，从二者目的或价值上来看。法治的法律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正体现在对人权的保护上，是人权摆脱了由法律随意摆布的命运，为法律的目的找到归宿，明确法的目的价值。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一方面是直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公权利的限制实现的。法律具有保护人权和“绝对的最高权威和优势的抵制专横权利的影响，排斥特权的存在，...... 。”[6]从另一个角度说，如自然法学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一样，法治同样坚持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法律中虽也规定了人权，但这种“法赋的人权”是同样可以用法律剥夺的，德国的纽伦堡法就是一典型例子，而这一点正是依法治国与法治相比最大的悲哀。意志法律论的法律工具主义使依法治国的目的价值呈现出功利和机会的倾向，导致最终否定法律的“应然价值”，一味强调法律的“实然作用”，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是对基本人权等应然价值的忽视、蔑视以至敌视和践踏。
其实，现实历史已然对法治和依法治国作出了比较，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的不合“实质”正义的形式法律被没有“法律形式”的实质正义所审判。
以上仅仅是为深化对“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认识，从学理角度对二者作出的比较。邓小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讲话中说：“为保障人民民主 ......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由此可见，我国依法治国中依的“法”是肯定基本人权的“良法”，所说的，在我国依法治国与法治是相通相融的。在学理上比较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否定二者应该可以融合互通的。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99页。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25页。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0页。
[4]栗劲，李放《中华使用法学大全》，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1页。
[6]阿伦，《立法至上与法治：民主与宪法》，〈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