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自杀如影随行，无所不在。死者为何决绝奔赴黄泉，徒留生者无穷哀痛？
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杀一度广受同情。苏格拉底饮鸩自尽，留下名言：“我去死，你去活；到底谁更好，唯有神知道。”《法律篇》中，柏拉图无奈表示：“如果你无法挽救身上的罪恶倾向，你一旦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摆脱生命吧。”
《古罗马人的自杀》一书，收集314起名人自杀案例。加图、安东尼、克娄帕特拉的自杀，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罗承认，自杀本身非善非恶，它的价值取决于动机。爱比克泰德慨叹：“你进入冥府的路有何关系？它们的分量无足轻重。”奥雷勒皇帝强调：“我会像一缕轻烟飘然离去。为什么还把这当一回事呢？只要万物不放弃我，我就会保持自由，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去做想做的事。”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鉴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批准罗马法令，禁止向自杀者供奉祭品。布拉格会议把自杀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痛批自杀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会；违背上帝意志。
与此同时，世俗当局担心若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自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让本来就苦于小国寡民的国家，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各国祭出严刑峻法,严惩自杀者，自杀罪应运而生。自杀者尸体不许下葬,没收全部财产，不得举行宗教葬礼。
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 “Suicide”(自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可见一斑。公元967年，英国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谋杀犯同罪，尸体受鞭示众，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
1270年，法国《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圣女贞德狱中从塔顶纵身而下，她宣称：“宁愿死去，也不想在这么多好人遇难后，苟延于世。”法庭随即加上一项“自杀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国农妇自杀，家人谎称死于意外，从而取得法律许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铎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诉：“不管自杀者留下的六个未成年孩子，必须剥夺财产。”教会执意追究到底。法学家多主张宽容那些“迫于无奈、劳累、贫穷”的自杀者；非证据确凿，不得没收财产。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起，教会绝对权力瓦解。哲学家率先发难，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竞相为自杀行为正名。
叔本华抨击：“教会对自杀者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野蛮之举，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了《圣经》这个唯一准则所赋予人的权利。立法者所主张的对自杀未遂者的处罚，就更显得愚蠢和无聊之极。”
休谟强烈谴责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舍弃生命而丧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 红皂白，一味处罚那些杀身成仁的义士、维护贞操而牺牲的贞女、强敌环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谬至极。
1776年，一位法学家表态：“没收自杀者财产的法律，如此残忍，明显引起公众的反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97%的自杀诉讼，以“神经错乱”结案，法官宣布死者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严禁自杀是无用、徒劳、不公正的。
18世纪以后，现代观念业已形成——自杀纯属个人自由选择，自杀非罪渐成潮流。法国大革命开风气之先，一举废除自杀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成为共识。不过,唆使、协助他人自杀, 在法国仍按谋杀罪论处。1961年，英国萧规曹随，最终废除自杀罪。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段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字，写于1600年。四百年来，哈姆雷特的内心读白，大哉问超越时空，流传至今。丹麦王子的问题，也就是全人类的问题。重要的是，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选择生命，思索就是存在！
放弃自杀，选择扼住命运咽喉的哈姆雷特，以自己勇敢的抗争，喊出人生的最强音：“有比忍受多舛命运更高贵的灵魂吗？有比反抗苦难人世更高贵的灵魂吗？”



出处:《方圆》杂志2013年1月
职工持股公司制的经济学分析

彭琰

传统国有企业在制度上的缺陷较集中地体现在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是单一的形态，即国家所有，因而，企业全部责任的承担者亦是国家。在这里，虽然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一定的范畴内得到了分离，然而，因为企业的经营者及职工与企业的财产权毫无关系，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因而，无论多么天才的经营家只要坐在国有企业老总的位置上，企业的经营好坏皆与已无关了，经营不好也不失"企业家"的赞誉。在这里，企业的全部资源都没有得到合理和充分的配置，相反使其得到了极大的浪费。这就是财产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财产权的意义就在于使用某种资源时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率并由此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真谛所在。


第一、 国家投资的目的在于能运作更大的资本，并使其效益最大化

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经过国有资产管理局重新评估核定的国企的财产所有权绝大比例是国家所有，有的全部资产都为国家所有，在股权体现形式上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绝大多数的国企股权结构中，没有归全体职工集体所有的法人股。从投资的渊源看，国企的全部投资都是国家，股份制后，其股权形态也是单一化的，没有形成有助于效率提高的、多种形态的、合理的股权结构。因而，一定比例的内部职工持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毫不削弱占绝大控股地位的国家股东权利的行使，相反，因为有了职工群体这个小股东，使得国家这个大股东对小股东有了相对的控制权，国家这个控股股东在运作大于其自身资本的有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总和。因而，使得国家大股东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行使，使国家投入的资本的运作效益达到最大化。这是由公司制的"一股一票制"的法律特征所决定的。这种科学合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是现代企业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体现的重要前提。

第二、 多元化股权结构使各方的行为趋于均衡

均衡，是指每一方为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在公司的经营中，各方股东及公司作为具有人格特征的主体，只有在其最大目标一致，从而保持长久的启发的相互作用的均衡状况时，其各方的最大目标才能实现。

我国国企的职工对企业从未享有过财产权利，从来都是被动地行为和不行为，从来都是将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作为其工作的准则。在这里，企业的各方主体没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没有相互作用的前提。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人的资源得到了最大的排斥和浪费。因而，国企效率、效益低下，无竞争力正是这一状态的逻辑结果。职工群体作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参加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管理，在法律上就明确了职工作为主人的地位，也同时明确了职工为公司的发展而锐意进取和工作的法律责任。在这里，国家股东、法人股东、职工群体股东形成目标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在相互监督、相互支持的相互作用中，使其共同目标──追求利润达到最大化。

第三、 内部职工持股的公司制度符合现代企业制式

现代企业制度在经济学上的显著特征就是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和经营社会化，在法律上的显著特征就是产权明晰、责任明晰及责任的严格履行。

虽然股份有限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模式，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够发达和上市额度所限，国企的制度改革在短时间内更多的是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因而，使改制后的"国企"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尽早领悟到现代企业制度在经济学和法学上的特征，是缩短国企改革进程和降低国企改革成本的理性选择。若没有职工团体这一股东的参股，正如前面所述，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仍是单一的，不够合理和丰富，因而，无条件体现资本的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和经营社会化这一特征，亦没有责任严格履行的法律前提。所以，科学合理比例的内部职工持股的股权结构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充分条件。

第四、 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具有动态调整的自身要求

经济学家菲利普.克莱因指出："现代经济同大多数人为的制度一样必须从动态上观察。一切面向市场的经济制度，都必须从技术、资源、社会目标和期望都在不断变化的观点进行观察和评价。"单一形态的资本结构，不存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自身要求，也没有调整的空间，因而，市场的日益变化和新的要求，不能迅速地反馈到企业的资本结构上，致使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面对市场是呆滞的。

多元所有制形态的股权结构，使公司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处于不断合理和完善的动态状态。未上市公司内部的国家股、法人股和职工股的比例，基于市场的要求和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变化，有自身调整以趋科学合理化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的资本社会化、证券流动化所决定。

第五、 职工持股有助于职工责任的严格履行

作为发起人股东之一的职工群体，同其他发起人股东一样，以其投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法律赋予内部股东的义务。但作为外部股东──股票的持有者则不承担此义务。传统的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若经营亏损，与任何职工，包括总经理均没有切身利益的关系，也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前提。职工不同比例地持有公司的股份，对公司就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这样，就能合理地分配财产损失，致使全体职工同其他股东一样，在公司经营中，极力地降低成本，减少损失，提高收益。因而，职工持股有助于职工进入竞争状态的市场，能够理解到权利与义务同比例共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