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黑社会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广西警专侦查系委培刑侦 钟钰发

　　【摘要】：“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关键词】：黑社会 犯罪活动 发展趋势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带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形成一股地方恶势力。任何犯罪都与社会、法律相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反社会性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这是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骨干成员大都是受过专政机关打击处理、身带劣迹、不思悔改的劳改释放、解除劳教或负案在逃人员，有的甚至是“三进宫”、“五进宫”，几进几出公安机关的惯犯。这类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对社会的抵触、叛逆、仇恨情绪很强，他们有组织地疯狂作案，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私欲，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二）、组织比较严密，成员比较固定，形成帮派体系。由一般犯罪团伙发展演化而来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已经不同于那种临时纠合、结构松散的一般违法犯罪团伙。在集团中，有驾驭组织活动、起指挥作用的头子，有比较明确的分工，有严格的帮规戒律，入帮要举行仪式，履行手续，要交纳会费，既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有向境外黑社会学来的一套新的犯罪手法，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团伙。有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和明确的帮规戒律，但形成了一定的帮派体系，有集团头子指挥、操纵，有骨干成员，凭借帮派势力雇佣打手、杀手，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为害一方。
　　（三）、犯罪活动趋向职业化。这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专门以抢劫、盗窃、诈骗、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为业，非法攫取钱财；还有一种职业是走私、贩毒、贩枪集团，他们与境外黑社会势力相勾结，形成“购、运、销”一条龙的犯罪网络。
　　（四）、独霸一方，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和经济实力。黑社会犯罪组织一般都控制一定的地盘，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甚至窃取了一定权力，为非作恶，特别是有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借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之机，用非法所得开工厂、办公司，打着合法经营的旗号进行非法活动，大肆攫取钱财，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五）、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向我内部渗透，竭力寻求靠山。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一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利用党政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把极少数意志薄弱的干部拉下水，以党政干部中的腐败分子为靠山，进行权钱交易，寻求保护伞和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已经渗入和控制基层政权。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黑社会犯罪组织的装备趋向正规化、现代化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能力的提高，科技产品大量产生。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一方面，也为黑社会犯罪组织所利用。根据所破获的涉黑案件来看，涉枪支弹药的犯罪手段数量呈增长之势，其组织的武器制造能力不断提高，其制造的枪支弹药的性能、破坏力不断提高，流水化作业能力增强。以湖南湘西杨必现、杨玉全案为例，共抓获涉案人员492人，缴获成品枪190支、半成品枪94支，收缴子弹361发，捣毁制枪窝点11处，缴获制枪工具11套66种2129件。再如，2007年，河北唐山端掉的杨树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黑老大" 。杨树宽是唐山‘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为唐山政协委员。杨树宽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牛黑老大"，是因为他拥有包括装甲车、军用吉普、水陆两用军车在内的4辆军用车，各种枪支38支。由此可见，未来几年，我国的黑社会犯罪组织涉及枪支弹药的犯罪手段数量不断增加，犯罪工具的高科技化不断加强，黑社会犯罪组织的犯罪能量不断增强
　　（二）黑社会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
　　浙江省新中国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张畏，近年来，在台州温岭等地称霸一方，作案达50多起，在非法聚敛了大量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后，积极地向政界渗透，寻求“保护伞”，捞取政治资本，在没有当上温岭市（县级市）政协委员后，竟然不远万里地赶到湖北，利用宜都市招商引资的机会，借机要职位，当上了宜都市的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肇源县人赵红艳与台湾黑帮“天道盟”人物张松昌、陈国华相互勾结，分别在哈尔滨、重庆、四川、湖北枝江等十个省市组织联系女青年，办理假结婚手续，到台湾高雄市雪芙兰公司组织卖淫。仅2000年9月至12月，该犯罪团伙来到宜昌，与当地高卫东等人，为枝江市阮某某等六名女青年申办了赴台通行证，并将阮某某等三人送到黑帮“天道盟”下属的高雄市雪芙兰公司卖淫。这些活生生的案例表明，黑社会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寻求发展，假如一有机会与我国的黑恶势力勾结起来，共同作恶，社会危害程度极大、破坏性极强，后果不堪设想。实践证明，跨国境的黑社会犯罪已不鲜见。国内国外的犯罪组织相互勾结，进行毒品走私犯罪，组织偷渡，海上强盗，绑架勒索，走私汽车、武器、香烟和伪钞，洗钱等犯罪屡见不鲜这类犯罪风险须大但利润极高，因此，国内外犯罪集团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内外勾结的犯罪链。
　　中国是世界贸易 大国，又是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大，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犯罪组织必然瞄准这个市场，涉足其中。因此，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必然向着国际化趋势发展。
　　（三）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是黑社会犯罪发展的基本趋势。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逐步渗透到各经济领域，并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从事合法的和非法的生意，以合法掩饰非法，因此，他们的犯罪活动就难以被发现。而且，一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比较短的时间，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就为其犯罪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求得更大的发展。
凡是有利可图和有利能图的社会经济领域，黑社会性质犯罪和黑社会势力必然涉足，而且还能收到犯罪收益。这是社会本身的诸多弊端和消极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及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为社会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是一切黑社会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捷径。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头衔的合法身份招摇过市，以表面上的合法生意掩盖犯罪活动；有的隐藏在地下，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毒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有的开办地下赌场和各种娱乐场所，聚赌抽头，敲诈勒索赌徒，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从中渔利；有的控制某种行业和强占某一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以及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有的涉足金融市场，欺诈、蒙骗、盗窃、抢劫；有的通过贿赂手段，与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内部的少数腐败分子相互勾结，编织了一张秘密保护网，并在其保护下，进行各种犯罪活动，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这类“犯罪企业”却能获取得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犯罪收入等等。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黑社会性质犯罪已渗透于社会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在进一步发展。这类犯罪组织一旦在经济领域扩大，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黑社会势力，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是很难对付的，甚至会左右局部地方的局势，这就势必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
　　（四）黑社会性质犯罪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
　　要想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犯罪收入，缺乏权力的保护和支撑是很难达到的。一般的犯罪组织和犯罪人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公然藐视和对抗，也表现为对掌握权力者和执法者的惧怕及敌视。他们躲避和远离权力部门的人和执法者，把自己封闭在非常狭窄的犯罪环境中，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犯罪目的。但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却与此有所不同，他们把这种公开对抗和藐视同拉拢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促使掌握权者腐败和将他们的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与权力紧密结合，是一切黑社会组织座大成势的要决。因为这种结合，不仅能使他们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提供最便利条件。中外黑社会发展史上，凡是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无一不是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那么政府机关、执法机关的人员就理所当然会成为黑社会犯罪团伙首选的目标和对象，如果这些重要部门的人员不洁身自好、少数人就会被他们拉下马，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保护伞就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中逐渐形成了。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黑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已经迈出了与权力结合的第一步，都有一定的保护伞。其差别只在于，有的保护伞很大，有的则比较小。有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保护伞已不是保护伞，而是网，是一个比较大的网络。有的犯罪组织被揭露以后，牵涉的国家干部多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犯罪团伙，其保护伞党政部门有市委书记、市长，执法部门有公安部副部长、公安局局长，海关关长，缉私处长，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与权力部门、执法部门的结合，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经济损失和及其严重的政治影响。当黑社会组织在保护伞卵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又会反过来成为这些保护伞的主宰者，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问题还不仅如此，黑社会犯罪势力还希望自己有一定的权力，同时还想使自己的骨干成员打进权力部门。现在看来这已经不是他们的希望了，而已逐步变为他们的行动了。
显然，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方式，已由在政权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逐步向他们打进政权机关中去的方向发展，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综上所述，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及文化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危害与威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颗“毒瘤”， 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为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打击，保护社会的稳定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遏制其蔓延发展趋势，不使其形成气候，是全国公安机关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李忠信，《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年8月版
【2】《人民公安》， 2002年第2期
【3】《打黑除恶》论文集，公安部政治处编


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巴占防


[内容提要]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由于其自身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以及重效率轻公正的弊端，导致司法界对其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中国这种争议也存在，人们对能不能在中国移植辩诉交易有争议。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以移植，并阐述了其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公正与效率 法官自由裁量权 绝对公正 相对公正
一、 案情简介
根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的审理方式----辩诉交易审理终结一刑事案件。
2002年12月18日，两群人群殴。被害人王玉杰被打成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犯罪嫌疑人孟广虎承认，因车辆争道，孟自已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广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打电话叫来五六个人，双方发生互殴。
案发后15个月， 公安机关没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人，公诉机关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辩护人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追逃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本案是多数人混战造成的结果，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
由于控辩双方意见严重分歧，为了解决问题，公诉方建议辩方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本案。辩护人征得孟广虎的同意，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协议达成后，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收到该申请，对辩诉交易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后，决定受理。开庭前，合议庭组织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达成赔偿人民币4万元的协议。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起国内第一例试用辩诉交易方式审理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仅用了25分钟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司法实践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使早已不是新鲜名词的辩诉交易在整个法学界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或大加赞赏，或是横加指责，使得本已持续三十年的争议继续地延续着。
二、 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念
所谓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的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
在英语中，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被告人对指控的承认；另一个是换取控方一定的让步。按照美国的实践，辩诉交易就是减少指控、降低指控以及建议法院从轻处罚。
这一制度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但一开始，辩诉交易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直到1970年在Brady诉U.S.一案中方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在美国，已经提出起诉书或告发书的案件，不是必须经过庭审阶段才能解决，现在越来越普遍地通过“辩诉交易”进行。在开庭前，诉讼双方都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包括双方律师会见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提取鉴定人证明，收集有关案例等，然后起诉方与被告方在庭外进行谈判，如市场交易，故称辩诉交易。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提出的要求，起诉方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理或者撤消指控。如以抢劫罪为例，美国法律将其分为三级，一级抢劫罪可以判处十五年监禁，如果降格为三级抢劫罪，则判为七年监禁。诉讼双方做成的辩诉交易，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法院接受了辩诉交易，法院应通知被告人，法院将把辩诉交易内容具体体现在判决书中。如果法院驳回了辩诉交易，法院应将这一事实通知双方当事人，记录在卷，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然而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为它法律地位的确立而一帆风顺。
早在1973年阿拉斯加州检察长Cross就曾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同时期“全国刑事审判标准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大范围内大专生疾呼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当然辩诉交易非但没有被废除，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风行全国，据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美国有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表明是认罪的可得到可靠的定罪而结案的。因此，尽管美国的一部分学者反对辩诉交易，然而以辩诉交易时至今日在美国的发展来看，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
美国的辩诉交易之所以这么盛行，有其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传统因素，其中一点就是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很大。对于一个案件，检察官可以指控全部罪行，可以指控部分罪行，可以指控一项罪行，可以一项也不指控。另一点就是美国在证据方面把被告人的认罪作为惟一的定罪根据。而不像大陆法系国家则明文规定仅凭口供不能认罪。再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懂法律的人，他们作出的结论随意性很大，属于外行判案，控辩双方对审判结果难以预料，通常由于这种随意，被告人选择认罪。
在司法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美国的比较法学者批评其以私了的作法等于是对控制犯罪的正当程序模式的根本背离，“这种制度最不利于穷人和下层民众，因为其低下地位和过去前科易于招致嫌疑，他们经常被迫认罪，其中的无辜者并非罕见，可以说，通过认罪协商解决冲突，虽然表面上是在实行正义，但几乎全都背判了下正义的事业”。这种争论也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了曲折。
三、 我国应当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中国是否该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从最初法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操作的介绍，到有学者主张借鉴辩诉交易确立轻罪书面审程序，再到重庆綦江桥案件期间有学者进而提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再到倍受法学界吹捧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又称被告人认罪的量刑折扣），无一不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认可和提倡。然而，中国的立法者却始终没有把辩诉交易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而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下，用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理了第一案，无疑扮演了一次司法改革者的身份。
不管人们赞成辩诉交易也好，反对辩诉交易也罢，这种争论的核心论点无非就是围绕着辩诉交易的优点或者缺点进行的。
⒈反对派的观点
反对派们认为中国不宜移植辩诉交易，认为中国没有移植辩诉交易的土壤，辩诉交易是在美国最先确立的，美国允许公民有沉默权，即被嫌疑人不能被迫自证其罪，法官对被告人的审判要排除合理性怀疑，美国的刑罚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轻的，这一切表明美国在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同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而我国的现行立法状况不承认被告人的沉默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审讯原则，因此，也不存在排除被告人自证其罪的情况；相较于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过于强大而言，中国更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此其一。
再者，反对派们对中国确立辩诉交易还在于辩诉交易本身存在的弊端。有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⑶，它实际上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进行交易，没有将被害人拉入到交易中去，导致被害人的愿望通常不能得到体现；更有的学者罗列出一系列辩诉交易的缺点，以说明该制度在中国的不适用，这些缺点主要有：
（1）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造成冲击。案件未经法庭的审理，不能认罪，案件的犯罪分子，也就不能适用缓刑、减刑，因为这违背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在国家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对法律和整个法制环境的破坏。。
（2）对刑事诉讼法的冲击。按规定，刑事案件当中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罪的，就推定他无罪。证明有罪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案件不能成立，按无罪处理。但辩诉交易是只要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定罪，也不要求查清了，所以它既不符合我们关于有罪的证明标准，也跟我们“疑罪从无”的原则相违背。另外，按照我国举证责任的规定，公诉方有责任证明被告有罪，但辩诉交易则使公诉方淡化、减轻、推卸了自己的举证责任。
（3）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冲击。我国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政策。而辩诉交易的适用则有可能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
（4）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种冲击。我国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当前党政、司法队伍的严重问题来抓。如果把辩诉交易合法化，它就有可能变成了公权与私权的交易，钱财与权力的交易。
(5）辩诉交易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公正，而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刑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重视，这种情况下实行辩诉交易，势必会带来较在的负面影响。
⒉ 支持派的观点
相较反对派如此充足而又有力的理由，支持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说辞就显得苍白而无力，统观众多法学者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以下两点：
（1）辩诉交易提高了检察官的行政效率。交易使每一个检察官能够比把案子起诉到法庭上处理的多得多的案件。对有些人来说，这种高效率使辩诉交易取代审判更值得，甚至更理想。在理论上，检察官可以把资源从这个案件转移到其他案件上，使检察官把辩诉交易作为定价机制来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威慑力。
(2) 检察官可以降低指控，依次在最大限度的惩罚和根本无惩罚之间求得一种妥协。对于一些疑难的案件，即便是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现有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说：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辩诉交易的实质是在绝对公正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公正。
⒊ 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可能性
仔细分析反对派和支持派的观点，就会发现部分法学者对辩诉交易的认识上存在着错误：
辩诉交易和刑事审判当成一种零合的交易。假定减少辩诉交易就会有相应的审判增加。他们参照刑事审判来评价辩诉交易，由于刑事审判的性质公开性、对立决策、被告的宪法权利和特权是辩诉交易的缺点所在。学者们对一种制度能够并应用多少辩诉交易来取代庭审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把辩诉交易和庭审作为固定的两极。
事实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审判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由于它的适用是在当事人双方掌握的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交易的主体由诉方的检察官与辩方的律师进行的。在双方达成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法院的审判来体现和确定这种交易的。
其次，只承认辩诉交易能够提高办案效率，而认为其没有正义。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公正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进而提出辩诉交易只能提高效率，而不能保证正义与公平，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姑且不论没有正义的效率是否有价值，一味的宣扬辩诉交易的效率功能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公正职能是否可取？这也是对辩诉交易实质的一个误解，辩诉交易的实质是绝对公正取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然而相对正义也是正义！
认为辩诉交易对我国的法制原则会造成冲击，是不对的，辩诉交易并不是否认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不对其进行处罚，更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的量刑。它是在被告人承认犯罪的情况下，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有关的证人证言，由法官根据相关的法律确定其所犯的罪行，然后在法律规定的刑罚期限内，选择一个较轻的刑罚。因此，反对派的观点，即认为辩诉交易会对中国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罪行法定原则”、“只重被告人口供，轻证据”造成不利冲击等说辞是不正确的。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进行，立法者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赋予法官以及司法职业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而辩诉交易正是在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有的学者就会认为，如果实行辩诉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有效的机制制约的情况下，新的腐败如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难免会乘虚而入，必将会产生像基金黑幕，黑哨事件等所谓的辩诉交易的黑幕。把一些早已存在的腐败推到辩诉交易身上，这难免有“愈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腐败问题确实是司法领域的一大问题，但是即使没有辩诉交易，想搞腐败的人依然会搞，不会因为有了辩诉交易，而腐败的更猖獗，因为这种交易行为至少放在桌面上，公开对话，较之暗箱操作的司法内幕，司法丑闻，司法腐败更透明一些。说辩诉交易会导致腐败，其实是在为腐败分子寻找借口，推卸责任。最重要的还在于司法者本身的素质问题，如果法律上需要司法职业者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辩诉交易也肯定这种权利，而同时，法律有惧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那么人们所要寻求的解决方法是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一权力，而不是取消或排除肯定这一权利的制度。因此国家所要做的是加大司法工作者的审查力度，提高其自身素质，而不是一味的批评、否定、排除辩诉交易制度。
许多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能实现正义与公平，只能提高办案效率，进而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不错，辩诉交易确实能提高司法效率，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比如，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或在事实上存在较大争议的，采用这一方式可以节省法院的人力，物力和不必要的诉讼支出，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反对派或是支持派都认可，这里就不多做论述了。下面主要论述辩诉交易能否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就一般的法庭审判而言，公平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当事双方掌握的证据以及对案件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使得已发生的案件重现，然后法官根据一个是非标准做出判决。然而，对于一些比较疑难的案件，在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下，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真正的使发生的案件重现，仅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一些证言陈述，而推定出一定的事实，由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很难做到。有些案件由于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审起来定案难等，一拖再拖，有时为查清某个事实，为了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作了大量的无用功，导致案件长期积压，被告人长年累月的关押着，受害人的权益的不到及时的保障。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人们对诉讼，对法律公正性、权威性的怀疑。
辩诉交易正是针对这种疑难案件而使用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辩诉交易的适用可以使悬而未决的案件得到解决，及时的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因此，辩诉交易不是没有正义，而是在绝对正义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单纯的指责其缺点或是宣扬其优点，笔者认为，辩诉交易虽然有弊端，但是也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所以，在限制其弊端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可以实施辩诉交易的：
（1）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法律必须要符合世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发展大趋势，这就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从这些年借鉴的成果来看，有很多成功的典范。比如，庭审方式由过去很陈旧的纠问式变成了现在控辩双方的抗辩式，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履行律师职责，无罪推定原则，取消了收留审查制度，司法改革允许公民公开旁听案件，等等。通过这些改革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虽然我国的公诉机关的代表是国家，不可能完全实现被告人与公诉机关的地位平等，但是被告人在诉讼中能与检察官对抗。
（2）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效率和公正永远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终目的。辩诉交易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诉讼效率越低，诉讼程序的持续时间越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迫害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如果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公民对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司法的公正性，就会产生怀疑，刑罚的一般预防和教育作用也就得不到发挥。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效率价值与公正是统一的。辩诉交易有其效率价值，同时也有其公正的体现，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在我国实施。
（3）辩诉交易是双方利益的妥协，这就需要检察官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检查制度采取的也是起诉便宜主义。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可以自由裁量是否对被告人提起诉讼，可以做出起诉或是不起诉的决定。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这样的权力 ，才有了与辩诉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繁琐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4）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设了简易程序。虽然从性质说，我国的简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辩诉交易，但隐约有辩诉交易影子的存在，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22条的规定，在我国简易程序的采用必须得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三方的共同同意。这种要求无疑吸取了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中程序合意的因素。
(5）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实务中，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很好，另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但二者最终判决的结果却毫无二致，可见我们的刑事政策没有落实。在实践当中，认罪态度充其量是法官一点自由裁量的余地，可以酌情考虑。如果能够实行辩诉交易，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有法律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