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关于做好撤销、合并全民所有制公司资产和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批准，现对撤销和合并全民所有制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关资产和债权债务清理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确定撤销和合并的公司，根据清理资产和债权债务的需要，由主管部门（含挂靠单位，下同）组织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负责对公司的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清算组织的组成人员名单报同级政府的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清算组织拟
定的资产和债权债务清理方案，以及实施办法，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公司主管部门批准。无主管部门的公司，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指定有关机关负责此项工作。财政、税务、银行、审计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二、确定撤销和合并公司的法人代表，必须对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产彻底清查盘点，编造清册，核对帐目，做到帐实相符、帐帐相符、帐表相符。所有帐外资产也应当按规定清理，登记入帐，编制清算表。清算组织负责检查核实。
三、撤销和合并公司资产清查中发生盘盈盘亏、报废和其他损失，应当核实数额，查明原因和责任。需要核销的损失，按照审批权限，经主管部门审查，报同级财政部门会同银行部门批准。涉及核销国家基金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批准。
四、撤销和合并公司的各项存款、借款，所有应收、应付、暂收、暂付、以拨代支等款项，要同开户的银行核对清楚，同有关单位和个人核对清楚。所有款项，应当收回的要抓紧收回，应当偿还的要及时偿还。对被撤销公司尚末到期的债权，由主管部门或者出资单位接收，按期收回。

五、确定撤销的公司，其资产经过评估，由清算组织征得债权人同意后，报公司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变卖或者拍卖。
六、撤销的公司自被确定撤销之日起，须停止提取各项专用基金和费用。对于清算结束之前为维持正常活动和维护财产所发生的费用，在职职工工资、物价补贴、福利医疗费用，辞退人员回乡路费和一次性少量补助及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用、维护财产必不可少的管理费用等支出，
从处理财产物资和清理债权收回的银行存款、现金结余中解决，并应编制预算报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按批准的计划开支。
撤销的金融性公司和非金融性公司，属银行、保险公司用信贷基金、保险基金开办的，由银行和保险公司负责收回仍作为信贷基金和保险基金使用。属信贷和其它资金投入的，按国家有关的财务和信贷规定办理。
撤销的公司，属联营公司投资单位所有制不同的，或者同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但财务核算或预算级次不同的，支付清理费用后剩余的资金按原来投资的比例进行分配，该上交财政的，应当上交财政。
七、撤销的公司，经过清理发生亏损的，各级财政一概不予弥补，主管部门也不得用国家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抵偿债务。主管部门投资或者分享收益的，由主管部门用预算外资金予以解决，联营公司按原来的投资比例分担。
八、撤销公司按下列程序清偿债务：
（一）合理的工资、生活费；
（二）依法应缴纳的各项税款；
（三）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它金融机构贷款；
（四）其他债务。
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申请人要求的，按比例分配。
九、合并公司的资产按照下列规定办理转移手续：
（一）公司在同一主管部门内部并转，或者在不同主管部门之间并转的，公司的资产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计价划转。
（二）公司合并方和并入方的主管部门属不同预算级次的，或者属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司合并的，其资产的有偿转让和行政划拨，均须由双方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双方人民政府批准。
（三）全民所有制公司的资产并入非全民所有制公司的，一律实行有偿转让。全民所有制公司的资产应进行重新评估，评估方法由清算组织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定，评估结果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定。债权债务和其他资金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验证。
十、合并公司的资金和未清偿完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方公司与并入方公司办理交接协议，一并移交给并入方公司。
十一、撤销和合并公司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必须在清算和移交工作基本结束后，方能办理调动手续。
十二、撤销和合并的公司，在清理债权债务和资产关系中，必须贯彻《决定》精神，严格执行国营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严禁抽调和转移资金、私分和变相私分资产、滥发奖金和补贴，挥霍浪费。有违法行为的，必须依法处理。
十三、撤销和合并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办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撤并金融性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意见》办理。
十四、集体所有制公司或者以集体所有制资金投资为主的联营公司，撤销和合并中有关国有资产和债权债务问题，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五、所有撤销、合并的公司，其财产的转移和处理，均应按规定办理财务手续，向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并抄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有关银行。
十六、军队系统撤销、合并公司中有关资产和债权债务问题，由总后勤部根据本通知精神另行制定。
十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1989年12月31日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