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7号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已于 2013年 9月27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7日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2001年11月2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3年 9月 27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献血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献血工作规划，建立健全献血工作协调机制和目标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献血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将献血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献血工作有效开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献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动、指导和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献血工作；献血管理机构负责年度献血工作计划的拟订、献血的宣传发动以及血源调配等具体事务。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献血相关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
第四条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六十周岁。
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医务人员每两年献血一次以上，高等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以上。
鼓励公民多次、定期献血，捐献单采血小板等成分血、造血干细胞。鼓励稀有血型的公民积极献血。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献血志愿服务的推动、指导和规范。
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建献血志愿服务组织。鼓励公民加入献血志愿服务组织，参加献血志愿服务。志愿者权益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保障。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献血公益事业进行捐赠。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献血宣传教育工作，创造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献血工作应当纳入各地、各部门精神文明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献血法律、法规、政策和知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献血宣传；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知识编入中小学地方教材；科学技术、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宣传教育纳入科普、普法教育内容。
第七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宣传教育，定期刊播献血知识和公益广告，积极宣传献血先进事迹、典型人物。
车站、机场、码头、广场、公园、影剧院、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其设置或者管理的宣传栏、公共视听载体等设施，以宣传画、标语、宣传片等形式，积极开展献血宣传教育。
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献血工作规划和本地实际，制订年度献血工作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年度献血工作计划，制定本辖区的献血工作实施方案，并动员、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共同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献血活动，动员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
第九条 献血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献血动员、组织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定期向社会公示有关单位动员、组织献血活动的情况。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制定临床用血应急预案，保障临床用血需要。
发生临床用血供应紧张、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用血，或者因可预见的重大事件需要紧急备血时，应当按照预案要求分级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引导公民有序献血。
第十一条 献血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建立团体献血应急名库。在库存血液不足或者临床急需用血时，经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启用团体献血应急名库；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立即动员团体献血应急名库中的人员参加献血。
第十二条 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血站建设，配备与血站履行工作职责相适应的人员、设施和设备，保障献血服务、血液安全专项经费，保证采供血工作正常运行。
第十三条 血站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供血区域内设置固定献血屋，配备流动献血车，方便公民献血。血站应当为献血者提供安全、卫生、便利的条件和良好的服务。
固定献血屋应当设置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区域。具体方案由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经征求同级财政、规划等相关部门意见后实施；属于建设项目的，应当依法办理规划许可等手续。
流动献血车采血作业的地点、时间，由血站与所在地公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沟通、协商后确定；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四条 公民献血时，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并如实提供与自身健康相关的信息。
血站采集血液前，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履行告知义务，进行健康状况征询及健康检查。经检查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应当向其本人说明情况；在献血后经检测血液不合格的，应当及时告知献血者检测情况并提示其就医。血站应当对献血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公民献血后，血站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发给无偿献血证书。
第十五条 全血献血者每次可以选择献四百毫升、三百毫升或者二百毫升血液，间隔时间不少于六个月；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以献一至两个治疗单位，间隔时间不少于两周；以其他形式献血的，献血量和间隔时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民参加献血的，其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有关单位和血站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给予误餐、交通等补贴。
第十七条 血站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固定献血屋、流动献血车的服务时间、采血地址和联系方式，血液采集和使用、血液库存预警信息，献血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献血工作有关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公民临床用血，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交付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以下简称临床用血费用）。
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一）献血者捐献全血累计达四百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不足四百毫升的，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按照不超过献血量的五倍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
（二）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五年内按照不超过献血量的两倍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
（三）达到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标准以上的献血者，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父母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四）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终身按照不超过八百毫升的献血量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五）献血者捐献单采血小板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献血量按照捐献一次折合全血八百毫升计算；
（六）稀有血型的献血者，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第十九条 献血者及其亲属免交临床用血费用的，免费部分可以在就诊的医疗机构予以核销；医疗机构不具备核销条件的，凭献血者的有效身份证明、无偿献血证、亲属关系证明和用血收费凭据到献血管理机构报销。
第二十条 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献血者临床用血。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医疗临床用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保障医疗临床用血安全；科学、合理制定临床用血计划，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采用成分输血、自体输血、节血手术等先进技术，提高科学用血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患者自体输血发生的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纳入支付范围。
第二十二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组织有关部门、血站和医疗机构等建立全省联网的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献血者名库、采供血信息和稀有血型公民资料库等血液管理相关信息的共享。
第二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血站和医疗机构执行献血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投拆、举报制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维护献血者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设立献血关爱公益性专项资金，用于对献血者的关爱和无过错用血感染人员的救助。具体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积极献血或者在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诊免交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关爱献血者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献血动员、组织工作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献血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管理、使用献血工作经费的；
（二）泄露献血者个人信息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当今社会，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为了能够尽快侦破案件，查明犯罪事实，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在毒品犯罪案件侦破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利用特情人员设立圈套查获犯罪的情况，那么关于此类案件应该如何定性，其法律依据如何，本文将对此展开若干讨论。
关键词: 毒品犯罪 特情引诱 教唆 圈套 刑事责任
在警匪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节。为了一举捣毁犯罪集团的老巢，抓获其幕后老大，警察常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集团新人，想方设法甚至杀人放火、流血牺牲取得集团成员尤其是集团老大的信任。然后暗中搜集各方证据，引诱集团实施犯罪行动，最后与外部司法人员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点的电影情节。复杂点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插曲：警察在“卧底”的过程中，被集团犯罪所得的巨额利润腐蚀，泯灭良知抑或者在犯罪集团的胁持下，转而成为了集团的犯罪工具，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集团犯罪保驾护航甚至出谋划策，实质上成为了犯罪集团安排在司法侦查部门的“卧底”。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为还电影观众一个满意的结局，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正义，犯罪集团及该警察的犯罪行为在警方的艰苦努力下最终将会被查获。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把这种"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诉讼的根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称之为“特情引诱”，理论界也称之为“警察圈套”。
在特情引诱的场合，英美国家一般认为，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罪行是基于政府的诱使而产生作为理由，提出免罪辩护，也称之为“警察圈套合法辩护”。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08）324号　2008年12月1日）“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明确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时，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最高法院这样规定有其十分的合理性。首先，在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毒品犯罪不断呈现新的特点的：境外毒源不断，对我国危害不减，毒品犯罪国际化，贩运形式多样化，毒品数量大宗化，毒品精制化，犯罪手段多变性，人体藏毒比例大，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加大毒品犯罪的侦查与打击力度势在必行。其次，被告人落进了普通公民的圈套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社会之大，诱惑之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预防不法侵害，自觉抑制非法之不良欲望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能不因为圈套设计者的不同而改变被告人的犯罪心态。
一：在介入特情因素的毒品犯罪案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
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此种情况，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通常也正在为实施犯罪行为做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特情人员的行为只是在于印证、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实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对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未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因此不能构成犯罪嫌疑人请求从轻或者减轻罪行的依据。
2.“犯意引诱”
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具体而言，行为人原本根本上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的引诱，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的进行了违法犯罪活动。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制造”犯罪，实际上是只能由侦查圈套产生的结果，整个案件由侦查人员精心布置而成，不可能造成或者仅可能造成可控的很小的社会危害结果。根据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人认为，可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在上述处罚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宽大处理。并且，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数量引诱”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原本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只要实施了毒品犯罪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但考虑到在特情因素的介入下行为人原本存在的焦虑、惧怕等心理阴影减弱乃至消除，进而产生了加重犯罪的行为，其行为也一般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不易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因此，应当依法给予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间接引诱
间接引诱是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最高法《会议纪要》规定应当参照特情引诱犯罪处理原则依法处理。本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其他人的毒品犯罪故意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被告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其主观恶意更为明显，在未存在特情引诱的场合，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的诱惑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司法机关不知情存在间接引诱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更显重大。当然，特情人员为达到侦查目的而暂时对特情引诱下的犯罪不予制止的行为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间接社会诱惑性，但此诱惑性必然小于直接引诱，若对其他人科以与特情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处罚，则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考虑到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本人认为，最高法《会议纪要》的此处规定应解释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间接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
二：在特情引诱过程中出现的特情人员犯罪问题
特情人员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运用圈套等刑侦手段，引诱行为人犯罪的，属于合法的“特殊职务行为”，应区别于教唆犯。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正如某些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特情人员在巨额不法利益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泯灭良知，利用特情身份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毒品等出于为己牟利的非“特殊职务”犯罪行为，一旦被查获就将责任推到交易对方或者其他人的身上，而自己则辩称“特殊职务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如果有证据表明特情人员的行为属于私下行为，主观上不以实现特情侦查为目的，事先未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则应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
三：特情引诱的运用条件
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特情引诱的严格法律规定，更未有可操作性的专门法律规定，最高法的《会议纪要》并不是法律，以其作为特情引诱侦查手段的依据，缺乏规范性和可行性，不得不承认此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失。为防止司法机关权力的滥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特情引诱”作出了严格控制，大部分都规定：一、诱捕的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即是说，所设圈套的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鉴于此，我国在毒品犯罪中的特情引诱等特别侦查手段很有必要借鉴上述规定并尽早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特情引诱执法有依，又能防止公权力滥用对私权利造成侵害。

参考文献：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五卷 法律出版社
阮齐林《刑法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传毅 《法眼视线》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