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法律思想简叙

孙荣杰 扬州


道家，又称道德家，是以“道”为其思想体系核心的一个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写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即道家主张以“无”作为宇宙本体，以顺应自然为最终归属。先秦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战国中期的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所以研究道家学术思想的人言必称“老庄”，道家学说也被有些人称为“老庄”学说。道家思想的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无为”、“自然”。“自然”指事物本来的状态，“无为”是指不作为。道家认为，宇宙的基本规律——“道”，是以无为顺应自然。这是道家的基本命题。下面我就从老、庄法律思想和稽下道家法律思想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一、老子和庄子的法律思想
1、 老子“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
老子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又称《道德经》，现存八十一章，一般认为并非老子所作，但基本上代表了老子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是老子法律思想的核心。“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道”既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指万物的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25章）”道的运行历程循环往复，不可穷极。“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万事万物都有各自发生发展的途径，事物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子所谓的“道”从本质上来看，它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绝对精神。老子认为虽然“道”可生育万物，但它却是毫无意志、无目的，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以自然为法则。所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它所为）”，“道法自然”。 既然道和天地万物都是以“自然”为其根本法则和运行规律，那么按照“人道本于天道”的原则，就必然会引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结论。只有对事物采取“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使事物都处于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和无束缚的自然和谐状态，才能达到顺应自然规律和时代潮流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提倡的所谓“道法自然”的立法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立法学思想，从正面来看即要求人类立法应持“以天合天”的态度。强调人在立法中应该“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去行事，要求尊重事物和社会的自然本性和规律，切不可以人的一时功利价值随意地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立法学思想，从反面讲，即要求人类对于社会进程切不可“以人灭天”。不可从人类的一时功利目的出发，以“妄为”的立法去破坏社会规律，以“强为”的立法去扭曲人的本性。
老子不仅用自然之道解释天地万物，而且用自然之道来衡量、判断社会人事.通过避免矛盾，避免斗争来达到社会的稳定。这就是老子为统治者设计的理想治国方案——“无为而治”，也是“道法自然”哲学思想的体现。老子认为，自然的天道是“无为”的，人们遵循天道行事，就要自然无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天地是不偏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也是不偏私的，任凭人民自己发展。这是老子对“自然无为”思想的说明。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礼坏乐崩”的趋势难以挽回，老子同时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而反对“法治”，肯定“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章）。也即最理想的治国方法是无为而治。那么什么叫“无为”呢？《淮南子》对老子所讲的“无为”有比较确切的解释：“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无为就是要求顺应自然，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贪功冒进，成功之后也不居功自傲。“无为而治” 的第一个要旨是要求对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在老子看来，不管是“以德治国”、“以智治国”，还是“以力治国”，皆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无为而治”的第二个要旨是“不争之德”。老子依据“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大力提倡“不争之德”。老子讲的“不争之德”，虽含某些消极因素，但它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人生之道，而有着极其深刻的辩证法底蕴。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所以道法者亦应“为而不争”，即是利万物而不与物争功，利他而不与人争名。正因它能“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叫“不争即大争”。 “无为而治”的第三个要旨是要求国家治理者必须具备“无为”品格。老子所谓“无为而治”，在依法治国上不止限于国家管理，而且也要求国家治理者在自身道德修养上努力达到“无为”的思想境界，也就是治国与治人相结合。
老子还大力提倡“不仁、无私”的司法思想。这里的“不仁”就是“不偏爱”、“不感情用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说天道不分亲疏，没有偏爱，永远帮助善人。善与不善的划分标准，就在于行动是否符合自然。符合自然，就会得到天道的帮助，违反自然，则要受到天道的惩罚。从现代法治建设的思想来诠释不仁、无私”的思想的话，可以这么来理解：正因为天道具有公正、无私的特点，所以要求顺应天道，体现公正、无私，这样才是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既己有了合乎“道”的法律制度，则就不能够厚此薄彼，而应该一视同仁；既然一切都己在法律的制约之下，那么一切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样看来，“不仁、无私”的思想体现了现今司法思想的核心价值内容，在当今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2、 庄子自然主义法律思想
战国时期的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位极有特色而影响深远的人物。
庄子的思想学说来源于老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庄子认为，在人定法之外，还存在一种来源于自然的自然法规则或自然秩序，此即“天道”。在《庄子》一书中充满了对“天道”的赞美和推崇。例如“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大宗师》）。从《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天道”的基本特征是：自然无为，公正无私，广大无边，无所不在。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必须效法与遵循“天道”、“循道而趋”，而不可背道而驰。同时，庄子和老子一样也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庄子指出，“无为”是根本，自然是最完善的，一切顺乎自然，不要加以人为。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那就只会损害事物地本性。人们不能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否则，必然酿成恶果。“天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不仅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而且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庄子认为，他心目中的“圣人”与“真人”就完全能认识“天道”，并能按“天道”的要求行事。“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庄子．徐无鬼》）“圣人”、“真人”都顺任自然，不强做妄为，一切取法于“天道”。
从庄子“天道”思想和主张效法自然来看，庄子与老子的自然法思想是一致的。老子和庄子之间思想学说关系可以说是前后承继的。不同之处，老子崇尚自然法，并不一概反对人定法。而庄子除了推崇自然法之外，对人定法持有根本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十分突出。他反对人定法，主张毁弃一切法度，对封建法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庄子认为，繁杂的法律制度和严酷的刑罚只能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痛苦，而且并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关于犯罪的根源使由于统治者实行苛政和横征暴敛造成的。百姓铤而走险，出现盗贼现象，只应责备统治者，而不应怪罪百姓。庄子在这里的看法是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思想。在深刻揭露和沉痛的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同时，庄子还进一步主张毁弃一切法度，认为君主制定和颁布“经式义度”是“欺德”、“逆天道”的行为，应当让人类返回到蒙昧无知的“至德之世”去。庄子对封建法律的揭露和批判是比较深刻的，但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对我们民族的法律观念起了淡化作用。这种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在客观上也阻碍了中国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的发展。
3、稽下道家的“法治”思想
稽下学派或称黄老学派，是指战国时期齐国稽下学宫中从事学术活动而主黄老思想的那部分学者所组成的学术派别。这一学术派别形成于战国，盛行于秦汉间，在道家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融会了各家学派的思想学说，而其所吸收、隐含的法律思想最为突出。稽下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蒙、田骈、慎到、环渊、、季真等人。传说该派有来自老子的师承线索：老子——文子——彭蒙——田骈。稽下道家学派，在发挥老庄传统道家宗旨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学说的部分内容。他们克服了法家“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弊端，扬弃了老子拒斥礼法，消极无为，创造性地把道、法结合起来，以道论法，以法求治，同时又吸收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成份。从整个稽下道家学派来看，以慎到所含法制思想最为突出。
慎到在彭蒙、田骈的基础上，将道家与法家思想全面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稷下黄老派思想发展史上，道、法融合的关键性人物，被后人称之为“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 慎到崇尚法制、反对德治。 慎到认为，宇宙之道通过事物的具体规律“理”表现出来，人类之“理 ”是自私的人性，君主因循人性自私之“理”建立法律制度。这一法理学说，构成了慎到法律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崇尚“名法”、反对“德治”的理论依据；展现了早期黄老学派“道生法”命题的基本思路，是“道”、“法”结合的逻辑枢纽，为该派进一步融合诸子百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骨架。自私是人性的本质，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规律。因此，对统治者来说，无法改变人类的这种天性，只能利用它。正确因循（利用）人情之理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因循，从表面上看，立法过程属于帝王的个人行为，但帝王的意志反映了客观的“理”，即人的本质和行为规律。慎到指出，由于社会情况在不断变化，法律也非一成不变，顺应社会规律积极变法，则是君主“通理”立法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显然，慎到关于君主依照人性之“理”立法和变法的学说，即是黄老道家所谓“道生法”的过程。 他还强调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就必须“立法”、任法”，将人们的言论行动都纳入法治的轨道，即便是君主也必须严格遵从“法”度。
在“尚法”的同时，慎到还强调了“势”的重要。慎到所提到的“势”是指国家权力，其本质是社会众人的合力。这种合力是由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度组成的社会体制结构所产生的合力，而非自发形成、杂乱无章的。如何让这部庞大社会体制有效的运转呢？关键在于通过法律制度——建立严格的等级名分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各安其分，各尽其能，形成巨大的可利用的合力“势”。可见，慎到关于“势”的理论，与其“崇尚法治”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以慎到为代表的稽下道家学派，其法律思想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法治思想。稽下道家的法治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法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道家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道家文化历史也源远流长。鉴于我本人的学术水平的局限性，上面的内容谬误和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希望老师不吝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1、杨鹤皋 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2004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晓毅 《国学举要•道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刘新 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版

追诉时效延长及中断的思考

卢均晓* 杨智铭**

[摘 要] 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有关立法例的分析，认为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关键词] 追诉时效 时效延长 时效中断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中时效制度的一种。刑法上的时效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它要求国家机关对犯罪人及时行使刑罚请求权，否则将因超过时效而丧失这两类权力。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其中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八十八条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延长——由于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追诉期限无限延伸的制度。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过去的时效归于无效，追诉期限从法律规定的事由发生之日起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综合分析一下我国关于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 追诉时效的延长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追诉时效的延长从各国立法例来看主要是防止犯罪人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但是追诉时效的延长并非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又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起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追诉时效延长之规定，在追诉时效期间过后追诉权归于消灭，对该犯罪行为不可追诉。无疑这对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利的，同时还会鼓励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所以追诉时效的延长是完全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处理这种情况时采用“逃避侦查或起诉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来规定，这对于刑罚价值的实现似乎“过犹不及”。虽然对于那些不思悔改，逃避侦查的犯罪分子在时效上作一些延长和变通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对时效的延长不作任何限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犯罪，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只要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刑事追究的，在其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刻承受着被起诉的“危险”，这种负担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人来讲无疑是过于苛刻。实际上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其无疑也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道义与身心两个方面。其次，从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方面来看，犯罪后经过的时间越长，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即使侦破，犯罪人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或已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追诉权虽仍具有效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行使，即使行使也难免有悖法之本意，其综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个限度。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的立法经验。该国刑法典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犯罪的人在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将本法典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期限延长一倍，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这种立法模式在惩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充分反映了对犯罪人的改造与教育、打击与保障的平衡，兼顾了犯罪人之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亦不甚恰当。我国刑法思想长期受苏联刑法观念的影响侧重于对被害人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却漠视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八十八条的规定无疑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其立法合理性有待分析。“行为人只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由于犯罪人逃避审判而导致时效延长还是符合立法精神，那么因为司法机关本身的原因却使时效延长无疑是侵犯了犯罪人的权利。让一个盗窃犯去承担与杀人犯相同的追诉期限，又有谁会认为这是“罪刑相当”。所以由于司法机关失职造成的不立案应由司法机关自己承担责任。否则不仅对犯罪人不公平，也是对司法机关的放纵。
二、 追诉时效的中断
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有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是“又犯罪”。所谓“又犯罪”包括故意犯罪、过失犯罪、重罪、轻罪、与前罪相同的罪和不同的罪。即无论又犯什么罪，前罪的追诉期限立即中断，其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从新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当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刑法的目的、功能、价值、效益并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性。
在理论上，我们一贯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一旦犯罪，犯罪人即要在短时间内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会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所以及时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公正与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推迟刑罚则只会使人感到对该种刑罚的恐怖。”刑罚在时空上的拉长致使人们对犯罪的恶性从感性方面已经淡薄。“它造成的印象不象是在惩罚倒象是在表演，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惩罚感觉的对某一犯罪的恐怖心理已经减弱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以上是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在分析刑罚适用时所做的论述。同时边沁还指出“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之刑为无效刑。”笔者认为，丧失及时性的刑罚其本身即是无效刑。而追诉时效的中断对丧失及时性刑罚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空间，从而使许多犯罪面临着数年后才会到来的刑罚。这样的刑罚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引起的反感以及对犯罪人的同情，造成刑罚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造成追诉时效中断的原因上看，造成时效中断的“又犯罪”既没有区分犯罪的罪过，又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而实质上这一规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犯罪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我国刑法在关于累犯的问题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规定过失犯罪者不构成累犯。可是追诉时效中断这一问题上的规定却未为完善，我们认为应当将刑法条文作一定的修改，即从“又犯罪”中剔除过失犯罪的情形。因为以过失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之一，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守法公民与一个正处在追诉时效期内的犯罪人相比较，如果二者同时犯过失犯罪，难道能断言前者的主观恶性明显少于后者吗？其次，就犯罪性质而言，笔者认为，除非二者之间存在着犯罪性质的相同性，否则不宜引起追诉时效之中断。犯罪性质纷繁多样，实质上就是犯罪侵犯客体（直接客体）的多样性。在追诉时效延长这一问题上应该区分犯罪直接客体之不同，而不应以一般客体代之，否则易引起以偏概全。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刑罚的目的针对犯罪人而言为特别预防，即预防再犯罪，消灭犯罪可能性。正是基于此认识我们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因为我们认识到犯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恶性仍未消灭。譬如：甲犯为正处于追诉时效期内的盗窃犯，如若其再犯盗窃罪则我们可因其仍未丧失针对财产权方面的侵犯可能性可将追诉时效延长以矫治其恶性。但如果甲犯后犯之罪为杀人罪，其侵犯客体为生命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盗窃罪追诉时效延长则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无任何必然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朝鲜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都是以犯有同类罪行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总之，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能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以期犯罪人能够在此期限内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达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效果。因此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卢均晓，男，1980年5月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联系电话：0535-3011025，电子信箱：lujunxiao@sina.com。
杨智铭，男，1979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