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供
作者:周厚先
来源于中国证据法网
[内容摘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独立证据形式。历史上，口供曾被奉为“证据之王”，现实中，口供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在口供的规定上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本文从口供的概念及其内容，并对完善口供证据价值提出了几点建议,对我国进行刑事证据方面的立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口供 证据效力
纵观中外刑事诉讼程序发展历史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口供作为一种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形式，一种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证据，一直存在于各个诉讼阶段和刑事审判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口供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口供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一种证据，特别是对认定犯罪的动机目的有重要作用；（二）口供可以为发现和收集其他证据提供线索，也是审查核实其他证据真伪的一种手段；（三）口供是衡量其犯罪后态度的重要材料，对正确量刑有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获取口供成为办案的重中之重。在欧州大陆中世纪封建国家实行纠问式诉讼时，在证据方面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对被告人口供，被认为是全部证据中最有价值和最完全的证据，是证据之王。如：1857年的《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受审人的坦白是所有证据中最好的证据。”在我国封建社会，被告人的口供，历代都作为重要依据，一般没有被告人招供不能定罪。被告人招供的，其他证据即使欠缺也可定案，明显表现出口供主义特征。由于法律过于强调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便千方百计，采取一切办法来获取这种“证据之王”，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就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乃至今天仍无衰节之势。随着我国加入国际条约和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加强，对口供的概念、审查及证据效力有必要予以重新、全面审视，以进一步澄清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尽快纠正业已普遍形成的办案思维定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调整改进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工作方式，顺应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要求。
一、口供的概念及其内容
在我国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1]。
（一）“供述”。供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承认犯罪及其供认犯罪的具体情节。供述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1、自首。所谓自首，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及其具体情节，并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行为。自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一般是指犯罪分子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主动投案；或者就近向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投案，也视为自动投案。（2）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所谓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始终按照实际情况彻底交待自己的全部罪行。（3）接受审查和裁判。犯罪嫌疑人在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后，必须听候、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被告人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不得逃避，才能成立自首。根据以上自首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笔者认为在审判之前，不应确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节。这是因为被告人在接受人民法院审判时，还有可能逃避审判和在法庭审理中不如实供述。因此，确定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被告人，应由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确定。
2、坦白。它是指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被公安、检察机关发现，并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在被传讯时主动交待犯罪事实。
3、承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承认自己的全部或部分犯罪事实的行为。
（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犯罪行为，或者虽然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有为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所作的申辩和解释权利。辩解可分为以下两种：
1、“辩”。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机关认定和检察机关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辩驳、拒认、翻供等行为。其主要内容有：（1）辩驳。辩驳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机关摆出的某种事实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某种事实，运用自己掌握的证据进行反驳辩解。例如：2004年10月，某县公安局移送某检察院审查起诉某抢劫一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人员称参与抢劫犯罪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进行辩驳。（2）拒认。拒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出示了确实的证据面前拒不承认自己犯有罪行的行为。（3）翻供。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部或部分推翻曾经承认过的犯罪事实。例如，2001年5月年某县公安局侦破的邓某系列持支杀人、私藏枪枝、爆炸物一案，邓某在县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和县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多次对开枪杀害五名被害人的事实作了供述，但在州法院开庭审理时，邓某却翻供，改称他从未开枪杀害过他人，本案审理后法院只能认定此案为私藏枪枝、爆炸物罪。（4）辩论。辩论是指被告人在法庭辩论中就公诉人提出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同公诉人进行争辩和论证。
2、“解”。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员摆出的事实和证据所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主要包括：（1）关于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解释，比如犯罪嫌疑人申述自己作案时不满刑事责任年龄。（2）关于其行为应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解释。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其自首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胁从犯地位的事实，以及作案时不满十八周岁等，说明应受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解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特点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清楚，他的供述和辩解可能是最真实、最具体的证据，应该能直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总是想方设法逃避或减轻罪责的，所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虚假可能性极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的供述和辩解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简言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虚伪性和真实性并存，而虚伪性比较大的特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意义有五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真实的供述，有利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及时收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迅速查清案情。(2)无论供述或辩解都会涉及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这就为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和新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和扩大了线索，有利于彻底查清案情。(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可以使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做到“嫌听则明”。(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可以同其他证据材料对照分析，相互鉴别，有利于对其他证据作出正确判断。(5)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的程度，有利于正确量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型：(1)如实供认。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所犯罪行作出真实的供述。从思想动机上看：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为了得到从轻处理而坦白交待。(2)推卸罪责。这种类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表现有三种情况：A是避重就轻。即把主要罪责推向同案犯。B是拒不认罪。C是嫁祸于他人，以逃避惩罚。(3)包揽罪行。即明明是和他人共同所为，却自己一人承担罪责。(4)据理辩解。这种类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无罪而被其他共犯诬陷冤狱，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而据理辩解。
(三)攀供。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揭发同案犯或者举报他人有犯罪行为或者否认自己犯罪，而举报他人犯罪。
笔者认为通说对口供的概念和内容。不完善，首先口供的概念与司法实践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口供”仅指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供述。不包含辩解。因此笔者认为“口供”应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其次“口供”的内容第三种有攀供来定义，不准确，所谓“攀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招供的时候凭空牵扯别人。而通说中攀供的概念完全不一致。因此应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揭发同案犯或者举报他人有犯罪行为或者否认自己犯罪，而举报他人犯罪。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检举同案其他犯罪行为的陈述。不应用攀供这词。
三、完善口供证据价值的建议
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今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6年以前的法治环境与今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刻反思才能带来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与我国证据学理论上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审判阶段被告人的供述在证明作用和价值等同看待、在立法上未制定口供补强规则和口供排除法则。为防止冤案的少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很有必要加强对口供（尤其是供述）价值的保障。笔者认为，应在《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上完善以下规定：
（一）、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被告人口供
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口供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作出的，可将口供分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被告人口供。这种分类一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证据形式之一。由此可见，口供的主体有两种，即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被指控或发现犯有罪行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人。刑事被告人是指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被个人提起自诉并受到人民法院审判的人。二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取得系侦查、检察人员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审讯嫌疑人一般不允许第三人（包括律师）在场，一般体现为讯问笔录或嫌疑人本人书写的供词等书面载体，因而一旦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主张在侦查、检察环节的认罪陈述系受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在违背真实意志的情形下而作的虚假供述时，其可采性更易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载体讯问笔录的取得的合法性的证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被证明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才具有证据能力；凡是通过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将被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而被告人在审判法庭上的认罪，具有公开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其可采性只取决于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