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十四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1月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

（2011年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氯胺酮、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设立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禁毒工作；应当将禁毒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禁毒工作。

第四条 公安、司法行政、文化、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禁毒宣传教育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毒法律法规列入全民普法教育的内容，开展经常性禁毒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禁毒和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第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的毒品预防知识教育。学校每学期安排毒品预防主题教育不少于两个课时。

学校发现在校学生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配合公安机关和学生家长督促其戒毒，对戒除毒瘾返校的学生应当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禁毒事宜列入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禁毒宣传，协助有关部门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八条 新闻、出版、文化、广电等有关单位，应当将禁毒宣传纳入工作计划并负责落实，大众传播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第九条 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旅店、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责本场所的禁毒宣传教育，预防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本场所内发生。

第十条 鼓励志愿人员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和戒毒社会服务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志愿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鼓励宗教界向信教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第三章 毒品管制

第十一条 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

村（居）民委员会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予以制止、铲除。

第十二条 禁止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制造方法。

禁止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储存、提供、持有、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研制、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及其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使用，防止流入非法渠道。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在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场所设立毒品检查站（含流动毒品检查站），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民航、铁路、交通等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四条 邮政、快递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收寄验视制度，依法对收寄的物品进行验视。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货物交运前的检查工作，防止夹带、运输毒品。

邮政、快递、物流企业发现邮寄、夹带、运输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单位应当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涉毒信息管理，发现网上涉毒案件线索时，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戒毒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的产品信息。

第十六条 旅店、餐饮、娱乐场所（以下统称娱乐服务场所），应当建立内部禁毒责任制和巡查制度，在显著位置张贴禁毒警示标牌，防止娱乐服务场所内实施贩卖、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应当定期对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禁毒教育培训，增强其防范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第十七条 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实施贩卖、提供毒品或者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实施毒品犯罪行为提供条件；

（三）为涉毒人员通风报信；

（四）发现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或不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五）其他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章 戒毒措施

第十八条 禁止吸食、注射毒品。

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措施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九条 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以下简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自愿戒毒期限不得少于三个月。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将戒毒人员名单报公安机关备案。

自愿戒毒人员应当配合戒毒医疗机构的戒毒治疗，并遵守戒毒医疗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戒毒人员的个人隐私，并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符合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条件的戒毒人员，由本人向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申请，可以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药物维持治疗机构应当及时登记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信息并报公安机关备案，对治疗期间又吸毒的人员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成瘾人员接受社区戒毒，并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戒毒人员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自报到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

社区戒毒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戒毒的具体措施；

（二）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

（三）戒毒人员违反社区戒毒协议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戒毒人员的监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配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戒毒工作，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

第二十三条 社区戒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变更的，社区戒毒执行地应当相应变更，原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该社区戒毒人员有关材料转送至变更后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将有关材料报原社区戒毒执行地和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公安机关备案。

社区戒毒人员转入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的，转入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与该社区戒毒人员签订新的社区戒毒协议，继续进行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执行地变更的，社区戒毒人员应当及时前往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报到，社区戒毒时间自报到之日起连续计算。

第二十四条 社区戒毒自戒毒期满之日起解除。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社区戒毒协议及有关材料报决定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由决定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出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送达戒毒人员本人及其家属，同时通知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五条 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拒收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

不满十六周岁以及因严重残疾、年老而生活不能自理人员吸毒成瘾的，可以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

第二十六条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别管理。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建立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吸毒人员强制戒毒隔离场所，并配备必要的设施和医护人员。

第二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经诊断评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可以依法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依法出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送达本人，并在三日内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戒毒人员家属及所在单位。

第二十九条 对于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根据戒毒人员戒除毒瘾情况，责令其接受不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应当为社区吸毒康复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行为矫治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高空危险作业等涉及公共安全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企业和社会组织以投资、提供生产项目、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政府开办的戒毒康复场所的，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扶持政策。

第三十二条 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心理康复、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指导和帮助。

戒毒人员在社区戒毒、康复期间的戒毒治疗、生活保障，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纳入公共医疗服务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易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发现娱乐服务场所内有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娱乐服务场所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娱乐服务场所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禁毒警示标牌或者未建立内部禁毒责任制、巡查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七条 邮政、快递企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邮政、快递和物流企业发现邮寄、夹带、运输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不向公安机关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邮政、快递和物流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药物维持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履行报备或者报告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

第四十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安排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高空危险作业等涉及公共安全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文化、卫生、工商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由原发证机关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1998年12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警惕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唯立法主义倾向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自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明文载入宪法修正案以来，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或许是由于过去长期受人治的毒害以致对法治过于渴望的缘故，抑或是由于以往没有走过法治化道路以致现在还不太会走的缘故，国人对于法律的认识似乎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误区，以致于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法治等同于立法，一遇到现行法律没有涉及或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就呼吁立法，甚至于对那些已经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也主张立法。一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正在我国悄然兴起。
事实上，法治作为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并作为一种相对更为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需要由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众多方面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共同促成的，立法仅仅是法治的一个最基础性内容。尽管立法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起着根基性的作用，没有它，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一切方面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但立法却并不等同于法治，也无法替代法治。我们在重视立法建设以加促我国法制早日健全和完善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其他方面的建设。然而，就目前我国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显然还远远没有重视（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点，还没有足够重视）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本应与立法协调进行的法制构成要素的建设。相反，反而陷入了法治就是立法的唯立法主义的认识误区。
以曾经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为例。事实上，无论是依照我国《宪法》，还是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抑或是依照我国《刑法》，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权，且其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刑法》甚至还为此而专设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然而，作为“孙志刚案”主角的孙志刚却还是被某些作为执法者的机构及个人非法剥夺了生命。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明明是一个执法的问题，但最终居然被极为可笑地提到了一个立法的角度，甚至还为此而专门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两部立法。这明显是对法治的错误解读（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出台这两部法，而作为两部新的人权保障法，这两部法的出台和实施也确有其必要性。笔者只是想以此来说明一个问题，即：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确实误读了法治）。无独有偶，在轰动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该案受害者麻旦旦尽管依法享有人格尊严，而执法机关依法也负有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义务，但麻旦旦的人格尊严却还是被有关的执法者非法给剥夺了。这里所反映出的显然应当是我国公安机关执法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为无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还是《刑法》，抑或是《宪法》，都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肆意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权力。然而，该案所反映出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麻旦旦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要求附带精神赔偿的行政诉讼时，司法机关却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不支持其请求。在这里，笔者不禁要问：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吗？假如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的话，那么，这些执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呢？显然，有没有法律依据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司法机关拒绝麻旦旦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依法司法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笔者以为，是源于其对法治的误读，是唯立法主义倾向在作怪。
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的立法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颁布了数千部法律、法规或规章，而各类地方性立法更是多如牛毛。按道理来说，在已经具备了数量如此众多的立法之后，我国社会的法化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数量的气势如宏并没有带来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的辉煌，相反，甚至还出现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怪状。而之所以会如此，笔者以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过于重视立法建设而相对忽视司法、执法及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建设的一个直接恶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应当警惕并避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更为科学而全面地解读法治，在重视立法建设的同时，多关注一下我国的司法、执法以及守法等方面的建设。